生命不过就是一种化学作用。
生命不过就是一种化学作用。
如果我们发现某条染色体上任意两个基因之间的重组情况很多，就可以推论它们相隔很远；重组情况愈少，基因可能愈接近。
他会测试祈祷的功效。他想如果祈祷有用的话，最常祈祷的人应该占有优势，为了测试这个假设，他开始研究英国君主的寿命。每个星期天，英国国教教会在做礼拜时，都会按公祷书恳求上帝“赐予国王/女王天恩，使之万寿无疆、福禄双全”。高尔顿推论，所有的祈祷的累积效果应该很有用。事实上，祈祷似乎没有效：他发现英国君主平均比其他的英国贵族早逝。
为了全世界着想，最好不要等退化者的子孙犯罪后才将他处决，或是让这些人因低能而饿死，社会可以防止这些有明显缺陷的人传宗接代……三代的低能儿已然足够。
1907年，印第安纳州通过史上第一条强制绝育法，授权对证实为“罪犯、白痴、强奸犯与低能儿”的人做绝育手术。印第安纳州是第一个制定这种法律的州，许多州群起仿效，最终美国一共有30个州制定了类似的法令，到了1941年，美国约有6万人被强制绝育，其中加州就占了一半。
从DNA到蛋白质：DNA在细胞核内转录成信使RNA，然后RNA输出至细胞质里，转译为蛋白质。转译发生在核糖体内，与信使RNA各个碱基对三联体密码子互补的转移RNA，把氨基酸带到核糖体，这些氨基酸会结合成蛋白质链。
这些发现无意间解决了生命起源中“先有鸡，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。许多人认为，最早的生命形式是由一个DNA分子所构成的，这个盛行的假设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之处：DNA无法自行聚合，它需要蛋白质才能聚合。那么究竟是先有蛋白质，还是先有DNA？若是先有蛋白质，据我们所知，蛋白质却不具备复制信息的方法；若是先有DNA，DNA是可以复制信息，但必须要有蛋白质才行。这是个无解的问题。当时我们认为，要有DNA，就必须有蛋白质；
这些发现无意间解决了生命起源中“先有鸡，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。许多人认为，最早的生命形式是由一个DNA分子所构成的，这个盛行的假设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之处：DNA无法自行聚合，它需要蛋白质才能聚合。那么究竟是先有蛋白质，还是先有DNA？若是先有蛋白质，据我们所知，蛋白质却不具备复制信息的方法；若是先有DNA，DNA是可以复制信息，但必须要有蛋白质才行。这是个无解的问题。当时我们认为，要有DNA，就必须有蛋白质；而要有蛋白质，就必须有DNA。
RNA是珍贵的进化遗产。自然选择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后，通常会继续沿用这个解决方案，自然选择的座右铭可以说是“没坏就别修”。换言之，在没有必须改变的自然选择压力时，细胞系统不会创新，所以会保留许多过去进化的痕迹。一个过程之所以采取某种特定的方式，可能只因为它最初是那样进化的，而不是因为那是最好和效率最高的方式。
除了性染色体X与Y以外，人类染色体都是根据大小来编号。1号染色体最大，21号和22号染色体最小。在每个细胞的总DNA量中，有8%位于1号染色体内，大约有2.5亿对碱基。21号和22号染色体则分别有4000万和4500万对碱基。即使是最小的DNA分子，例如微小病毒的DNA分子，至少也含数千对碱基。
细菌在攻击病毒的DNA时，为什么不会攻击自己的DNA？埃布尔找到的第一个答案是一群能降解DNA的酶，称为“限制酶”（restriction enzyme）。由于限制酶会切断外来的DNA，因此只要细菌细胞内有它们的存在，就可以限制病毒的生长。这种切断DNA的作用是针对特殊序列所产生的反应：特定的限制酶只有在认出某个特别序列时，才会切断DNA。例如首批被发现的限制酶之一EcoR1，就会辨识和切断碱基序列GAATTC。 但是为什么细菌不会切断自己DNA的GAATTC序列？这正是埃布尔的第二大发现。在制造以特定序列为目标的限制酶时，细菌也会制造第二种酶，它能以化学方式——在碱基中加入甲基团CH3——来修饰本身DNA上任何位置的相同序列。因此当限制酶EcoR1大肆破坏病毒DNA的GAATTC序列时，在细菌DNA中经过修饰的GAATTC序列就不会被认出来。
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制造“重组DNA”的所有成分都已齐备。首先，我们利用限制酶切断DNA，分离出想要的基因序列；然后利用连接酶把这个序列“贴到”质体内（这时质体就像一张磁盘，内含我们想要的序列）；最后只要把这张“质体磁盘”插入细菌细胞，就可以复制我们所要的DNA片段。细菌细胞分裂时会像复制本身的遗传物质一样，也复制含有我们所要的DNA片段的质体。因此，只要把一个质体植入单一细菌细胞内，细菌在繁殖时就可制造出大量我们所选择的DNA序列。只要让这个细胞不断繁殖，最终就可形成由数十
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制造“重组DNA”的所有成分都已齐备。首先，我们利用限制酶切断DNA，分离出想要的基因序列；然后利用连接酶把这个序列“贴到”质体内（这时质体就像一张磁盘，内含我们想要的序列）；最后只要把这张“质体磁盘”插入细菌细胞，就可以复制我们所要的DNA片段。细菌细胞分裂时会像复制本身的遗传物质一样，也复制含有我们所要的DNA片段的质体。因此，只要把一个质体植入单一细菌细胞内，细菌在繁殖时就可制造出大量我们所选择的DNA序列。只要让这个细胞不断繁殖，最终就可形成由数十
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制造“重组DNA”的所有成分都已齐备。首先，我们利用限制酶切断DNA，分离出想要的基因序列；然后利用连接酶把这个序列“贴到”质体内（这时质体就像一张磁盘，内含我们想要的序列）；最后只要把这张“质体磁盘”插入细菌细胞，就可以复制我们所要的DNA片段。细菌细胞分裂时会像复制本身的遗传物质一样，也复制含有我们所要的DNA片段的质体。因此，只要把一个质体植入单一细菌细胞内，细菌在繁殖时就可制造出大量我们所选择的DNA序列。只要让这个细胞不断繁殖，最终就可形成由数十亿个细菌构成的庞大菌落，创造出数十亿个我们想要的DNA复本。这个菌落成了我们的DNA工厂。
这种感觉就像被选入西班牙政府召集的特别委员会，评估哥伦布和他的水手将承受的风险。这个委员会要制定出一套方针，看万一发现地球是平的的时候该怎么做，以及水手可以朝地球边缘安全地前进多远等等。
光是进入P4实验室就是一项严苛的考验。在脱掉所有衣物后，每位研究员必须穿上政府提供的白色男用短内裤、黑橡胶靴、类似睡衣的蓝外衣、类似医院里穿的后开式褐色长袍、两双手套和类似浴帽的塑料帽。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很快地用甲醛冲洗，一件都不能漏，包括所有设备：各种装置、瓶子和玻璃制品。连写在纸上的实验说明也都必须经过甲醛冲洗；因此这些研究员把实验说明一张张放进密封袋，希望甲醛不会渗进去，把所有的纸变成皱皱巴巴棕色的一团，就像羊皮纸一样。任何暴露在实验室空气中的文件最终都必须销毁，因此这个哈佛团队甚至不能带实验笔记进去。在穿过甲醛池后，他们走一小段楼梯到下层的P4实验室去。任何人在离开实验室时，都必须重复同样冗长的消毒程序，包括淋浴在内。
指出“人类制造的活微生物是可申请专利的项目，惟该项目必须为人类发明才能与研究之结果”，
指出“人类制造的活微生物是可申请专利的项目，惟该项目必须为人类发明才能与研究之结果”，
人类制造的活微生物是可申请专利的项目，惟该项目必须为人类发明才能与研究之结果”，
“人类制造的活微生物是可申请专利的项目，惟该项目必须为人类发明才能与研究之结果”
一杯咖啡所含对啮齿动物具有致癌作用的物质，比你一年吸收的农药残留物还多。如今一杯咖啡里还有1000种化学物质还没经过测试。这只是说明我们具有双重标准：如果是合成物质，我们就怕得要命；如果是天然物质，我们就毫不在乎。
从人类单一细胞内DNA数量的测定值来看，我们可以估计人类基因组（单一细胞核内所含的一半DNA）大约包含31亿个碱基对，也就是3100000000个A，T，G或C。
我们预测的成本及时程后来也证明相当准。拥有个人计算机的人都知道，科技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好、更便宜，因此我们建议把大部分实际的定序工作延后，直到技术的成本效益达到合理程度时再开始，并把改善定序技术列为优先事项。
非人类研究目标的不二之选自然是遗传学家的旧爱：大肠杆菌、酵母菌、线虫（学名C.elegans，它在布雷纳带动下成为研究宠儿），以及果蝇。
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是定出A，T，G，C的位置，在各个层面上，它都是人类所能获得最珍贵的知识之一，甚至可能回答与人性有关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。我决定我们应该把总预算的3%（这比例虽然不高，金额却很庞大）用于研究这个计划对道德、法律与社会的影响。后来在参议员戈尔（Al Gore，其后曾出任副总统）的敦促下，这个比例提高至5%。
事实上，我认为智力与低基因数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。我的看法是：所谓聪明，就是像我们或果蝇一样，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神经中心，让我们能以相对很少的基因，执行复杂的机能。（把几万个称为“很少”，好像有点怪，不过这是相较而言。）脑赋予我们的感觉能力与神经操控肌肉运动的能力，远超过没有眼睛、移动缓慢的线虫，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的行为反应，范围大得多。至于不能移动的植物，选择更少，它们得用上所有的遗传资源才能应付环境中的偶发事件。相对地，聪明的物种在遇到天气骤然变冷等偶发事件时，可以运用神经细胞去寻找更适合的环境（例如温暖的洞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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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跟我一样，认为尝试以这种方式“创造生命”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。如果真的成就这个伟业，也只不过再度证实分子生物学界大多数人早已知道的事实：生命的本质就是复杂的化学作用，别无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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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学曾经有一个重要信条：生命作用的所有能量最终都来自太阳。但是近年发现的微生物之中，最惊人的或许就是那些推翻这个信念的微生物。
但是，现在我们发现了一类“无机自养生物”（lithoautotroph），这种微生物能从完全由火山爆发所创造的岩石中取得所需的养分。这些岩石没有包含有机物质的迹象，也不含阳光普照的史前时代所留下的任何能量。无机自养生物必须利用无机物来建造本身的有机分子，它们实际上是以岩石为食。
遗传信息是按等级规划的。他们发现，有些突变种的改变范围广泛，但有些突变种的变化则较为有限；他们根据这一点正确地推论出，效果广泛的基因是在发育早期发挥作用，亦即它们是位于启闭阶级的顶端，相对地，效果有限的基因是在比较后期才发挥作用。他们发现了逐级传达式的转录因子：一些基因启动其他基因，而这些被启动的基因又启动其他基因，依次类推。事实上，这种逐级传达式的基因启闭机制正是建造复杂个体的关键。这就像负责建造砖块的基因可以独立制造出一排砖块；然而在伙伴的协调运作下，它可以建造出一面墙，最终盖好一整栋房子。
一个个体若要正常发育，其细胞就必须“知道”自己在个体内的位置。毕竟，果蝇翅膀尖端的细胞所走的发育路线，应该跟果蝇脑部的细胞极为不同。第一条有关发育部位的必要信息最简单：发育中的果蝇胚胎怎么知道哪一端在哪里？头应该往哪边长？bicoid蛋白质是由母体的一个基因所制造的，它会以不同的浓度分布在整个胚胎中。这个效应称为“浓度梯度”（concentration gradient）：这种蛋白质的含量在头端最高，愈接近尾端含量愈低。
正常运作的基因会调控体节的身份，确认每个体节的器官都长在正确位置上：头节长出触角，胸节长出翅膀和脚。但在发生同源转化突变时，各节的身份却发生混淆。以触足突变为例，头节以为自己是胸节，因此长出脚，而不是触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脚的位置不对，但它的功能仍很完整。这暗示触足位置基因启动的是一整组的基因，它们通常是制造触角的基因或制造脚的基因（在异常发生时）；但是在错误时间于错误位置被启动的整组基因，内部的协调工作并未受到阻挠。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，发育等级较高的基因控制了等级较低的许多基因。如同每个图书馆员都知道的，等级组织在储存和取得信息上效率较高。由于有这种等级式的安排，有时极少数的基因就足以造成很大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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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免疫系统对外来蛋白质的反应强度，可以看出那个外来蛋白质跟被入侵的生物体之间有多少差异：如果它和这个生物体本身的蛋白质相当类似，则免疫反应也会相对较弱；但是，如果这两个蛋白质差异很大，免疫反应也会按比例变得较强。
大多数重要的进化改变，都是发生在控制基因启闭的DNA片段。如此一来，一个微小的遗传变化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，例如这个小变化可能改变了基因表现的时机。换句话说，大自然可以借由调控相同的基因，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运作，从而创造出两种长相非常不同的生物。